大家好，如果您还对民国第一算命大师不太了解，没有关系，今天就由本站为大家分享民国第一算命大师的知识，包括武汉丧葬习俗的问题都会给大家分析到，还望可以解决大家的问题，下面我们就开始吧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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丧葬礼俗包括互相渗透的丧葬礼仪制度与民间丧葬风俗。中国丧葬习俗产生于史前的祖先崇拜。经过三代时圣人制礼作乐，形成完整而系统的丧礼、丧服制度，载在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等书中。后经历代大儒根据社会的变迁加以因革损益，著于《司马氏书仪》和《朱子家礼》等书中，为后世士大夫所遵奉，并渗透到民间丧葬习俗中，至今影响犹存。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，即使具体的形式或内容稍有变通，而中国丧礼慎终追远、事死如生、崇尚厚葬、以礼教孝的精神却一脉相承。

武汉丧葬礼俗多循古礼，晚清时代丧服、丧期均遵《文公家礼》（朱熹所撰，又称《朱子家礼》）。大致程序为：长辈弥留之际，子孙必须到场送终，如果父母死时子女不在身边，不仅亲友责其不孝，子女也会感到终身遗憾和愧疚。死者断气（即《家礼》中所说的“初终”）后，立即烧钱纸，称为“落气纸”；在死者身旁点一盏油灯，称“长明灯”。家中及时确立丧主等经办丧事的人员。亲属按与死者关系的亲疏穿戴孝服，按旧制应分斩衰、齐衰、大功、小功、缌麻五种，而实际生活中多披白色头巾，以头巾之长短、系头巾之麻线的粗细和颜色来分别，但统言之披麻戴孝。鞋则用白布覆盖，根据辈份点缀一点红绿。一面派人购制棺木（许多有条件的老人生前就已置办了寿材），一面通知亲友前来参加葬礼，一般人家口头通报，富家大户发讣告，讣告有一定格式。然后为死者洗澡，“前三后四”，即用湿毛巾在死者胸前抹三下，背后抹四下，穿戴寿衣寿帽，并在其右手放入一根棍棒或柳树枝，上串一烧饼，称“打狗棒”。覆衾死者身上，脸上则覆盖白布（即《家礼》中所说“小殓”）。设祭，哭丧，守灵。一般摊尸半天到三天不等，家中必要到场的人到齐后即将死者放入棺材（即《家礼》中所说的“大殓”），亦设奠，家人嚎哭。钉棺盖时孝子在一旁高喊“某某躲钉！”此时成服，设祭堂，早晚奠，接受亲友吊丧。在家中办理这些事情的同时，派人外出择定墓地，挖好墓穴。出殡（俗称“上山”）日，请道士做斋，为死者开路。棺木一般有八人抬，路远的还要有八人替换。棺木出门时要摔碎一只碗或钵。出门后前面有人擎铭旌，丢纸钱（俗称“买路钱”），中间有孙子或重孙骑坐在棺木上，后面孝子贤孙、亲戚朋友依此跟进，徐徐向墓地进发。棺停墓穴旁，先用稻草烧墓穴，谓之“暖井”，有的还杀一只公鸡将鸡血洒在墓穴周围。棺木放在墓穴后，孝子先撒一把土，然后土工填埋，堆成新坟。三天后亲人再至墓地上坟添土，称为“复三”或“复山”、“复土”。

武汉三镇和周边地区丧葬礼俗大致相同，所不同者，汉口商家丧礼，讲究奢华，所置棺椁要选择花板中心有菊花者，墙板厚至尺许，每年要加漆一道。入殓时陪葬品丰厚，多以珠宝玉器殉葬。题主仪式上，往往请地位显贵者题点木主。葬前延请地理先生看风水，选择牛眠吉地，下葬则要请算命先生占卜时日。有部分人家丧事循古礼不修佛事，而举行祭奠。大部分人家丧事还是要做佛事，一般要延请和尚在家念经三至五、七日，送殡仪仗中方相明器以巧为能，亭彩幡帐以多为贵。小户人家请不起和尚，但仍要请人唱孝歌，因此汉口出现了一种专门唱孝歌的行业，业此者在其门上悬挂“悲乐堂”招牌，其鼓盆之歌，几令人绝倒。贫困户棺椁极平常，有十二圆花的就很好了。最穷苦人家甚至买不起棺木，到自新善堂板棺局去乞求施舍薄棺。该局每年施舍无算。

殓后计算日支与死时相冲，则要预设祭仪，关门掩户，全家躲避他处，称“回殃”，认为亡者回家时会带回殃神。回殃又称“回煞”，届时必用芦秆作梯，靠在屋檐上，说亡人由此而下地回家，有的人家还撒灰在地上以验亡者足迹。屋中设有筵席，等待死者回来享用。次日如发现灰上有痕迹，就以为是亡魂昨夜回家了，其实是偷荤猫、鼠留下的行迹也说不定。更有甚者，请道士驱煞，送走殃神，俗称“赶鬼”。

人死至七日称“头七”，然后逢七日有“二七”、“三七”以至“七七”或“十七”，民间认为每七日死者要过一阎罗，故请僧道诵经、焚楮，以为“超度”。逢七日，必以竹为箱形，糊以纸，里面装钱纸，谓之“篑”，或装纸袋内，谓之“包袱”，或包袱上书写死者姓名，生殁时日。时人认为“不经之甚”，但相沿成俗，莫之或易，直到20世纪50年代还有烧包袱的。

民国时期丧礼无五服详制，丧服亦无定数，礼义之家以及乡民丧服丧期仍遵旧制，当局亦不过问。租界不准举行丧礼，人死必先报验，限三日内出柩，不得久延，所以要想举行传统丧礼，必移柩华界，灵柩出行前须先照会租界当局。

办丧事本来是极其悲伤的事情，但必设盛馔宴请吊丧宾客，否则遭人讪笑。乞丐有时也来凑热闹，但亦讲道理。如果丧家不作吊宴客，他们并不来骚扰。如果丧家宴请吊丧宾客，他们就来了，来后听主人安排，并不强索强要，有的地方，乞丐还来参加抬棺材，自己虽有要事也莫敢辞，条件是须丧家跪接，事后管一餐饭，并不要酬金。

死去的亲人送上山后，孝子要供灵守孝。一个月内不能剃头，不参加外面喜庆活动。守孝一般三个年头，第一年农历新年祭祀活动最为隆重，俗称“新年”或“馨香”。亲友、邻里则都要来给亡者送香烛、燃鞭炮“拜年”。而在黄陂，家有新丧者，其亲友必于除夕携烛一对、冥钱一扎，来灵前叩头辞岁，示哀恋之意。这些实际是丧礼中吊祭活动的一种延伸。孝子在新年的三天不能出门拜年，但在黄陂等地农村，年前有新丧者，孝子要穿白袍墨套、戴无纬空梁冠，以服内兄弟二人穿白袍作陪，到亲戚家叩首谢孝，称为“管新灵”。守孝之家，门上春联不用红纸，第一年用白纸，第二年用黄纸，第三年用绿纸。此俗现在仍有，但一般都用黄纸，不论年头。在黄陂则有所不同，凡有亲丧者，必以蓝纸写一“服”字贴于门首，门对用白纸，其对文大半均曰“守孝难还礼，思亲免贺年”。三年孝满除服，要请和尚做法事或请道士做道场，超度亡灵。此时可将灵牌、条幅连同孝服、孝鞋一并焚烧，俗称“烧灵”。

每年清明节、中元节、过年（在年前）都要祭奠死者和祖先。分庙祭和山头祭。庙祭是在祠堂进行，没有祠堂的，就在家祭祀，到墓地上坟。从前富裕人家要烧91斤纸钱，表示对死者“九死一生还”的寄托，还要点9柱香、9支红烛，供奉的食物必须有肉包子和烧饼，以使死者在生还转世步出阴间时免受恶狗的缠噬。清乾嘉时代的一首竹枝词描写了汉阳龟山、月湖一带上坟的盛况：

“轿帘开处见双鬟，结伴来从大别山。

一路纸钱飞不断，大家同是上坟还。”

从前对于墓地的选择十分注意地势与环境，阴宅风水迷信根深蒂固。为找到一块牛眠吉壤以供亡者安息，并给子孙后代带来好运，要请地理先生审慎勘测，妥而后葬。由于择地需要时日，人死后不能早日入土，停棺不葬者十分普遍，甚至将灵柩停放中堂数年不葬，或迁厝寺观、善堂、会馆、公所的厝屋。久历寒暑，易生朽蠹，兵燹频仍，易遭破坏，不特生者于心不忍，更会影响周围环境。20世纪30年代以后，这种停棺不葬的现象在各地逐渐减少。此风减杀的原因有：（1）经过舆论宣传，士大夫劝诫，民众逐渐认识到葬亲只求高旷地与干净土而已，无所谓天星峦头之说。迷信渐为破除，已不再拘于风水时日；（2）因时局不宁，水火兵燹，恐生意外，抓紧举行安葬；（3）政府取缔厝棺，提倡公墓。此俗的革除，改变了人们长期以来与死人为邻，以停柩为累的不正常现象。

民国时期，政府制订新式丧礼，但难以推广普及，官方和民间团体不得不转而求其次，对传统丧葬礼俗中影响突出、危害严重的弊端加以禁革。取缔停柩，设立公墓，是政府的禁革措施之一。民国以前，武汉除专葬外国死者的万国公墓和专葬教会死者的教会公墓外，中国人只有义冢而无公墓，义冢管理不善，往往变成乱葬岗，有碍市容卫生。民国年间，一方面加强义冢的规划与管理，一方面学习西方葬俗建立公墓。1928年10月国民政府内政部公布《公墓条例》，要求各市、县政府于市村附近选择适宜地点设立公共墓地。1929年4月又颁布《取缔停枢暂行章程》，规定所有厝棺和田亩内之坟墓均迁葬公墓。根据这两个文件精神，各省分别制定了实施办法。从《湖北省设置公墓实施办法》和《湖北省取缔厝棺及坟墓办法》的条文看，城市公墓由市政机关设置，各县公墓由县长督饬保长按照实际情况，分保或联合数保设置。公墓用地依（1）公有荒山；（2）公有山；（3）私有荒山；（4）私有山；（5）公有旷地；（6）私有旷地次序选择，若选用私有山地，得依法征收，付给地价。公墓分甲乙丙丁四种规格，主管机关得视其财力选定种类设置之。公墓内分收费区与免费区，免费以赤贫为限。公墓由主管机关雇用管理人员。公墓设置完成后，除法令特许者外，无论何人不得于公墓外营葬。厝棺应于当地公墓完成后3个月内迁葬公墓，外籍厝棺不愿葬在本地者应迁回原籍。在田亩中营葬之坟墓应于当地公墓完成后1年内适葬公墓，墓主表示不愿迁葬或未遵限迁葬者，得按所占田亩面积课以墓地税。无主之厝棺及坟墓采取平夷、迁并或火葬的办法酌情处理。凡有关古迹名胜及与国家有功绩者之墓不在迁葬之列，并应加强保护。根据以上规定，武汉三镇逐渐建立自由公墓区，并在1934年经湖北省政府决定，兴建公共墓园，埋葬国民政府批准的公葬烈士、乡贤和上层人物。1936年又由武昌市政府决定，筹建了汉阳、武昌两座公墓，埋葬普通市民。公墓的设置是一项很有意义的改革。取缔有碍观瞻、污染环境、且充斥风水迷信的厝棺停柩，取缔占用农田、破坏土地资源的坟墓，铲除城市内外的乱葬岗，建立环境幽静、文明卫生、整齐划一、便于管理的公共墓园，这一切，从人们易于接受的方面为丧葬礼俗的进一步变革奠定了基础。

三十年代，袁先生学问已成，遂不再行医，正式投身于星相界。因勤于钻研，学问广博，在镇江星相学界已属于佼佼者。各地社会名流，慕其高名，纷至沓来，求卜问命。最先前来的是民国大员何应钦，求得批命后，何非常钦佩，并向蒋介石力荐。蒋公也是相信命相之学的，于是也欣然前往。袁树珊先生不卑不亢，大大方方地接待了蒋公，直言批述，甚得蒋公欣赏。消息传开后，上至政界显要，下至富商巨贾，均以手持袁先生所批的命单为荣。据说北洋军阀吴佩孚亦曾泒专人往求一卦，对袁先生所批的命单推崇备至，以至于派出一黄姓军官作为专使持其手书赶赴镇江，面见袁树珊，重金请其出山，作为自己的幕僚。袁先生并不肯趋炎附势，得书后淡然处之，并书“吴威喜则树珊荣，吴威怒则树珊恐”十四字回复，婉拒了吴佩孚的邀请。对于其厚礼重金，袁先生分文不取，未开封便交由来使带回。

几年后，袁先生的“润德堂”从三仙巷迁入江上里，一时来人如织，门庭若市，几乎是“门限三易”，来求他看八字、批命单的人络绎不绝。少年得志的江苏省民政厅厅长缪斌，也驾临请批命书。自然，少年中年，富而且贵，一无差错。但最末一句，有“受累于吴”的话，众人不解，缪斌本人也未详加请教。抗战伊始，缪斌就投靠汪伪政府，作了汉奸。抗战胜利后，自然沦为阶下之囚。无奈之下，缪斌请夫人找无锡同乡国民党元老吴稚辉作说客，向蒋委员长求情。由于吴稚辉过于认真，一再通过多方面向蒋介石游说，反而使蒋介石起了疑心。当时有一种说法，缪斌之投汪逆，本是受蒋介石之秘令潜伏敌后，且代表重庆方面赴日与日酋秘密谈和。如此隐情，若有外泄，领袖颜面何在？国民政府下令立即枪决，以正视听。相比其他免于一死的大汉奸们，确应了袁树珊先生的“受累于吴”之谶矣！

抗日战争期间，镇江沦陷后，袁树珊为避兵火，赴上海英租界同福里避难。英国人哈同在抗日战争爆发后，逃离了上海。其代理人袁希廉将哈同原来的住宅——同福里哈同花园12号的洋房，做价10根金条，卖给袁先生。因仰慕袁先生的声名及为人，赠以全部家俱及日用物品。略事归置后，“润德堂”命馆在哈同花园挂牌开课。一时，沪上闻人听得消息后，纷纷前来求课。因来人甚多，只得一一预先登记，面谈后约期交付命单，再加以述释。当地的小混混们，见命馆生意甚好，意欲分点红利，不断前来寻衅滋事，搞乱排除秩序，袁先生甚是为此烦恼。恰当此时，青帮黄金荣也前来求卜，闻听此事后，便精制一幅《英雄独立》的图轴，派出一位金姓弟子，率四人军乐队，乘坐吉普车，吹吹打打，前往润德堂奉赠。小混混们见了大混混，甚是惊惶不安，遂一一前往润德堂告罪，祈求原谅。袁先生并无恶言，反而赠每人以两块大洋的酒资。此逸事不日传遍上海滩，润德堂从此再无门户之扰矣。

1938年，国民党军官睢团长夫妇、营长郭岐、宗副官等一行四人，于南京兵败后，辗转来到上海，避居于法租界内，四处设法寻找机会逃离上海，归队继续抗日。四人中，睢团长一向非常相信星相之学，认为当此危机存亡之时，理当就近拜访命理大家袁树珊先生，以期得到指点。郭岐其时正当壮年，认为命运乃是自己奋斗创造而得之，算命看相，只不过是事后附会，没有意义。但其他三人坚持要前去一试，郭岐不便峻拒，只好一同前往。在为其他三人看完相后，袁树珊先生将郭岐双手仔细端详，继而略窥面相后，说：“郭先生是军人，到四十岁时可升少将师长。后在沙漠中作战，因此战失败，将有性命之忧。不过，您最后仍能顺利脱险归队，从此一帆风顺，后福可羡。”袁先生的断语，郭岐并不相信，认为预知未来乃是一件不可思议之事，并没有放到心上。后来，四人顺利逃离上海，经香港到武汉归队，不时升调，果于四十岁时升为四十五师少将师长，戍守伊犁区精河县。1945年上半年，伊犁、塔城、阿尔泰三区叛乱。1945年下半年，三区的军队向精河、乌苏进攻。自9月3日起，不明国籍的飞机轰炸乌苏、精河，叛军以重炮、燃烧弹等不分昼夜集中攻击，四十五师兵力全部覆灭。战事发生之地，正是沙漠之中。因为缺水，郭岐渴至昏死，后为敌人救活，于战后交换战俘时，始又归队。后郭岐赴台，一生顺利，子女多有所成就。至此，袁树珊之言一一应验。郭岐晚年，回忆其事，甚是感慨，在其著作中辟专章以纪其事。[《陷都血泪录》，郭岐著，2005年7月第1版，第169页。]袁树珊先生既然名满江湖，来往的又都是达官贵人，自然收入不菲，但他既不爱财，也不聚财。先生晚年，虽然影响力巨大，但自谦为“薄负时誉，饘粥有资”，对于资财，并不为意。略有所得，甚至于还准备重修汉司马季主之墓和严君平之宅，“一以发潜德之幽光，一以保固有之国粹”。

袁树珊平生最崇拜的就是武训[武训先生（1838~1896年），行七，字蒙正，自号义学症，谥号义学正。山东省堂邑县（今冠县柳林镇）武庄人。中国近代群众办学的先驱者，享誉中外的贫民教育家、慈善家，名训则是清廷嘉奖他行乞兴学时所赐。]和伏羲[伏羲，中华民族人文始祖，是我国古籍中记载的最早的王，所处时代约为新石器时代早期，他根据天地万物的变化，发明创造了八卦，成了中国古文字的发端，也结束了“结绳纪事”的历史。他又结绳为网，用来捕鸟打猎，并教会了人们渔猎的方法，发明了瑟，创作了《驾辨》曲子，他的活动，标志着中华文明的起始，也留下了大量关于伏羲的神话传说。]，他的理想就是兴办一所义学和建一座伏羲庙。在有了一定的收入并积聚了一笔金钱后，他便学习武训，在家乡小袁巷，以袁家祠堂的房屋作为校舍，兴办义学。为了激励学生们刻苦求学，袁树珊取“袁安卧雪”的典故，命名为“卧雪小学”。这个义学是一个六年制的完全小学，原有的四年制初小毕业的学生均有继续升学的机会。学校不收取学费，还免费发给学生们笔墨纸砚等学习用品。为了让孩子们上学免遭风雨之苦，每人还发一只竹斗蓬。入学儿童并不仅限于本村，附近各乡村儿童均可申请入学就读。为了使学校经费有长期保证，袁先生还出资购买了20亩地作为校产。其中，16亩地租给附近农民耕种，所得租金充作学校日常经费。为了使学生不忘耕作，学校向每个学生发了一册《农家副业》的参考书，并把另外4亩地则作为学生的实验园地，供学生栽种、养殖等实习使用。义学的举办在当地影响很大，各界均非常欢迎和支持，群众和学生家长们纷纷自发前往义务施工，修整道路和校舍。可惜后来由于日寇侵入，镇江百业萧条，学校于第三年的暑假后被迫停办，但学校对于学生们的成才，仍起了重大作用，至今为当地民众所钦赞。

袁树珊本想在镇江云门山门外的小码头东侧建一座伏羲庙，但在卧雪小学停办之后，他改变了初衷。1941年，他把建好的伏羲庙的庙房改为校舍，创办了“伏羲小学”。由于日寇侵华后，社会经济崩溃，袁树珊财力不济，难以独力支持学校的开支，伏羲小学不得不向学生们收取一定的学杂费用。为此，袁树珊非常愧疚，特地为学校做了一块匾额，亲书“不如武训”四字，以表自责之意。岁月沧桑，此学校虽几度易名，但至今仍存。

吴焕先（1907.8－1935.8.21），河南省信阳市新县人。鄂豫陕苏区创建人，中国工农红军杰出指挥员。民国十四年（1925年）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民国十六年（1927年）11月率紫云区农民武装参加黄麻起义，随后坚持斗争并参与创建鄂豫皖苏区和红二十五军。民国二十四年（1935年）8月21日在甘肃泾川四坡村战斗中英勇牺牲，年仅28岁。

2009年9月10日，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。

生平简介

孩童时代

吴焕先，光绪三十三年（1907年）生于湖北省黄安县四角曹门村（今属河南省新县）。吴焕先的父辈有兄弟三人，靠耕种祖辈传下的一点土地并兼营一家杂货店过活。吴焕先兄弟五人，排行第三。七岁时，他入附近朝阳寺私塾读书，民国九年（1920年），到大弯村上学。童年的吴焕先，刻苦好学，深得老师和同学们的器重。

青年时代

民国十二年（1923年），吴焕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麻城蚕业学校。在共产党员、麻城县教育局局长王幼安的影响下，麻城蚕业学校成了传播马列主义最活跃的地点之一。吴焕先在这里初步接受了马列主义教育。在学校，他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北洋军阀反动统治的**、街头宣传和张贴革命标语等活动。

在武汉中学读书的共产党员戴季伦，是吴焕先的好友。在戴季伦的帮助下，吴焕先进一步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、主张，立志投身革命，坚信马列主义。

民国十三年（1924年），在麻城蚕业学校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。

民国十四年（1925年）夏，吴焕先从麻城蚕业学校毕业。吴焕先父亲要吴焕先出门谋事，吴焕先说：“我做事要做大事，绝不做贪官污吏，落个臭名声。”吴焕先在家乡住了一个多月时间，利用参加劳动的机会，积极从事革命宣传工作。吴焕先粉刷墙壁，张贴马克思、列宁的画像，又挂上绘制的中国地图，向群众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，以及统治阶级卖国求荣、镇压人民革命的罪行，动员贫苦农民武装起来，保卫祖国。

革命经历

民国十五年（1925年）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后回家乡组织农民协会，建立农民武装。为了革命，吴焕先一家六口惨遭国民党地方民团杀害。

民国十六年（1927年）10月任中共黄安县委组织部部长，11月率紫云区农民武装参加黄麻起义。随后带领部分武装在黄麻地区和光山南部坚持武装斗争，为开辟以柴山保为中心的鄂豫边苏区创造了条件。

民国十八年（1929年）12月任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土地委员会主席。

民国十九年（1930年）任中共鄂豫皖特委委员、黄安县委书记。

民国二十年（1931年）5月任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第12师政治部主任，11月任红四方面军第25军第73师政治委员。参加了鄂豫皖苏区历次反“围剿”。

民国二十一年（1932年）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苏区后，吴焕先任鄂东北游击总司令部总司令。11月30日，中共鄂豫皖省委在湖北黄安檀树岗重建红25军，任军长。吴焕先表现出非凡的组织才能，几天之内就把军部、2个师和2个特务营组建起来，共7000余人。在国民党军重兵划区“清剿”、苏区大部丧失的严峻形势下，指挥部队集中兵力打敌弱点，采取迂回、突袭等战术，连续取得郭家河、潘家河、杨泗寨等战斗的胜利。

民国二十三年（1934年）4月，红二十五、红二十八军合编为红二十五军后，任政治委员。与军长徐海东指挥部队转战于鄂东北、皖西北地区，取得长岭岗、太湖等战斗的胜利，恢复和开辟了朱堂店、陶家河等根据地。11月11日，奉中共中央指示，与新任军长程子华、副军长徐海东率部进行长征，战胜优势敌人的围追堵截，进入陕西南部秦岭山区。他先后任中共鄂豫陕省委副书记、代理书记，正确制定各项方针、政策，为粉碎国民党军两次重兵“围剿”，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，扩大红二十五军作出了重大贡献。

民国二十四年（1935年）7月，吴焕先等率部北出秦岭，威逼西安。在获知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师并准备北上的消息后，毅然作出西进甘肃、迎接中共中央、北上会合陕甘红军的决定。指挥红二十五军挥师猛进，占两当、攻天水，连克秦安、隆德县城，翻越六盘山，直逼平凉，截断西(安)兰(州)公路，有力地配合了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北上。

光荣牺牲

民国二十四年（1935年）8月21日，红二十五军在甘肃泾川四坡村附近南渡汭河时遭国民党军突然袭击。吴焕先在指挥部队抢占制高点的战斗中，不幸中弹，壮烈牺牲，年仅28岁。

人物故事

传播马列主义

民国十三年（1924年）寒假，吴焕先特地购买一幅马克思像带回家。过年时，他把马克思像恭恭敬敬地贴在供桌上方，他父亲申斥说：“这是敬祖宗的地方，你贴个大胡子老头干什么?”吴焕先抓住这个机会，向他父亲宣传开了：“你要知道，这大胡子老头可是个好老头啊，他名字叫马克思。他是我们穷人闹革命的导师，按照他的办法干，我们就会创造出一个新社会来。”父子俩为这事还吵了一架。

破家革命

民国十五年（1926年）秋，农民革命运动蓬勃兴起的时候，吴焕先将几家佃户债户请到家里，一面向他们宣传革命并表示道歉，一面将他们的租地契约和债务借据，一把火烧了个一干二净。他当面宣称谁租种他家的田地就归谁所有，从今往后绝不向各户收租逼债。这件事在当地引起很大轰动，不少红军老战士称：“破家革命，揭竿而起!”

转眼到了冬天，极端仇视农*动的地主豪绅，勾结土匪，声言：“踏平箭场河，血洗四角曹门，灭绝吴焕先全家!”吴焕先的父亲吴维棣慌忙领着全家人往后山逃跑，但被匪徒拦截住了。几声枪响后，老大吴尚先、老二吴奉先就躺倒在血泊之中。吴维棣和小儿子吴济先，在匪徒抓住后扒掉全身衣服，以乱刀砍死在自家门口不远处的水塘边上。吴焕先的大嫂惊慌失措，抱着不满半岁的吃奶孩子，一头扎进水塘里面，溺水而死。民国十六年（1927年）3月18日的《汉口民国日报》上，就曾有过披露：“吴焕先家内大小六口被杀尽……”

算命救伤员

民国十六年（1927年）冬，革命形势处于低潮，吴焕先家乡“四角曹门”党组织遭到破坏，母亲、嫂嫂及侄女荣荣逃难未知下落，老大吴先旺被抓，死于敌人之手，老二吴先恩远在天台山隐蔽养伤，是死是活没有消息，还有天台山养伤的伤病员，数九寒天，衣服单薄，无钱买药治疗，再加上敌人派兵封山，出入困难。吴焕先假扮算命先生去当地的老财家中帮忙算命，吴焕先编了几句神秘的话说是帮老财消除灾祸。老财主破灾发财心切，临别时拿出五十块银元作定礼送给吴焕先。

吴焕先得到这笔银元，马上派两个赤卫队员送上天台去接济吴先恩等一批伤员，从此以后，他这个“算命先生”的故事在群众中流传开来，都说他赤手空拳打了一家大土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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